已然遭受重创的中国养禽业，仍是疫情“家底”模糊；在多种养殖模式共存的情况下，各环节的系统性问题尚有待解决。
广东人把活禽市场称为“三鸟市场”，意指鸡鸭鹅三种禽类。由于饮食上有讲究“活鲜”的传统，长期以来，在中国尤其是南方地区的市场里，都以活禽交易为主，而不像国外，由屠宰场统一宰杀，经冰冻后再运送到销售终端。活禽交易是中国家禽产业与国外的显著不同之一。
自今春在长三角地区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例以来，疫情范围波及全国多个地区，广东省也因此加强了对家禽饲养与交易环节的检疫工作。4月底，由于采自东莞禽类批发市场的标本中有一例“疑似H7亚型禽流感病毒”，农业部门便立即扑杀了当地批发市场的近10万只家禽，并采取了休市、卫生消毒等措施，这些场所的动物检疫工作也普遍得到强化。在八汇三鸟批发市场落实这些措施以后，运送活禽的司机们还没进场就感到了与往日的不同。
“活禽市场”，禽疫的“死穴”
陈伯伦是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原佛山农牧专科高等学校）的退休教授。提到中国的禽流感，很难绕开这位中国首个禽流感病毒的发现者。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兽医学专家，陈伯伦对今年禽流感的关注更强烈，对全国养禽业疫病防治的问题直言不讳。
“在活禽市场里，不同来源的禽类都交汇在一起，它们体内携带的禽流感病毒就有机会发生交换。如果当天运进的禽只没有卖完，它们就会在市场里滞留数天，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就更大了。”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指出，此次H7N9病毒重组的过程，就极有可能发生在活禽市场。陈化兰的实验室虽然远在距离广东三四千公里以外的哈尔滨一隅，但是在中国每次出现禽流感疫情的时候，这位年轻女科学家的声音都举足轻重。作为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方法来研究禽流感病毒的专家，陈化兰的研究在兽医学界可谓阳春白雪。5月3日，她的一项最新科研成果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这项研究正是人为地模拟了禽流感基因错配的过程——不仅“制造”出新的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还证明了它可以在哺乳动物间传播。她的这一研究结果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也包括对其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的质疑。
在今春出现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以后，中国科学家对禽流感病毒的科研水平得到了一次集中展示，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得以快速发布，不得不承认，发生在十年前的SARS疫情在整体上提升了中国传染病科研的水平。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在5月出版的《柳叶刀》杂志上发表论文，从基因溯源上推断了此次H7N9病毒来源的几种可能。该论文得出结论：病毒的传播可能发生在中国鸡群运输的过程中。
对于活体动物转运和交易的风险，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军撰文说：中国幅员辽阔，动物养殖数量庞大，活体动物及其产品大范围调运频繁，加上检疫技术差，使得动物传染病的传播打破了固有的模式，其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
如果不考虑对家禽产业的冲击而单从安全方面考虑，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活禽市场应彻底取缔。
疫情敏感，“家底”模糊
然而，对整个家禽业的管理不可能不考虑中国人现实的生活需求，也不可能不算经济账。提到今年人类H7N9流感疫情对家禽业造成的重创，山东省农科院副院长逯岩拍着桌子说：“我们的心都在流血啊！现在每天都有上万只鸡苗被处理掉，可实际上，并没有证据确认任何一只鸡因感染了H7N9而发病，煮熟的鸡肉也是安全的，养鸡业真是太冤枉了！”H7N9怎么能被叫做“禽流感”呢？逯岩对此耿耿于怀。2009年全球爆发的H1N1流感，开始被叫做“猪流感”，世卫组织后来考虑到这个叫法会产生误导，令消费者不敢吃猪肉，便将其更名为“H1N1甲型流感”。因此他认为，按此逻辑，这次感染人的新流感病毒也应更名为“H7N9甲型流感”。
实际上，尽管在科学上还难以快速确认一种新的流感病毒亚型到底是来源于何处，但在十几种常见的鸡病里，禽流感毕竟被认为是唯一可由禽类传染给人的人畜共患病。比如，已被确证的疫情中，自1997年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首次由动物传染给人类以来，它在全球已累计造成374例死亡。因而，作为一种最能挑动各国政府与民众神经的禽病，禽流感疫情关乎养禽业的生死。
然而，整个社会对禽流感疫情的高度敏感，并没有令中国养禽业对这种疫病给出一个“家底”：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养鸡场里，究竟有多少只健康的鸡携带了禽流感病毒？其发病的真实水平又如何？以H5型禽流感的发病情况为例，专家都未能对此给出一个清晰的描述。实际上，自2004年蔓延中国16省的H5N1禽流感疫情结束以后，农业部就没再通报过新的禽流感疫情。“如果官方都说没有，我们怎么敢说有？”有些专家连连摇头。
近些年，各地各级政府都要层层签署《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工作责任书》，其中明确表示要“努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一些地方的应对思路就是不知道不用办，知道了不好办，千方百计把明明知道的变为不知道，把禽流感说成是其他病。否则，一旦出了事，就要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自己的地盘上有疫情？
“速成”的烦恼
一只鸡在这个世界上停留时间的长短，随品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是快大型白羽肉鸡（以下简称白羽鸡），只需短短的35天至47天它们就走完了一生。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它需要从一只体重只有40克左右的小鸡苗，迅速长成重达2.5千克的成年鸡。黄羽肉鸡的寿命要稍微长一些，大约需要八九十天才能长到与白羽鸡同样的重量。而肉质最好的土鸡，则需历经130天才能刚刚长到1.5千克。
养鸡业通常追求一个指标叫“肉料比”，即以每增加一千克体重需要吃多少饲料来衡量养鸡的效益——肉料比越低，投入产出的效率越高。在各种鸡中，白羽鸡的肉料比最低，这种曾被大众媒体描写成“速成鸡”的品种，平均吃1.7千克的饲料就能长1千克肉。
然而，肉料比不等于一切，低肉料比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生长速度越快，鸡体的免疫系统就越弱，尤其是白羽鸡，对疾病的抵抗力几乎不堪一击。其结果是，相比10年前，中国养鸡的生产效率不是在上升，反而在下降。过去，每套父母代种鸡一年能提供120只左右的商品代雏鸡，现在往往连100只都很难做到。原因之一，就是这10年里出现了更多复杂的传染病，其中，禽流感即是养鸡业面临的困扰之一。
山东健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卓明介绍说，中国每年由病死鸡造成的损失通常就在人民币200亿元左右，养殖水平与国外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国外养鸡场的死亡淘汰率一般不超过5%；而在中国，即使是饲养环境较好的养鸡场，也有10%的死淘率；如果把散养农户也算进去，全国养鸡业的死淘率高达20%。
禽流感病毒对鸡群的威胁并不只是直接致病造成死亡。鸡群容易感染的禽流感病毒亚型主要有两种——H5N1与H9N2。其中，H5毒性强，鸡只一旦“中枪”就难逃厄运。而H9较为温和，商品肉鸡如果感染了H9，除非遇到饲养环境糟糕、气候条件不利的情况，否则很少发病。但H9的作用与人感染艾滋病毒的结果类似——可以导致鸡体的免疫力下降，增加鸡感染其他病菌的危险。秦卓明说，“商品肉鸡有60%的病都与H9有关，但最终表现出来的疾病，往往是大肠杆菌感染等别的病。”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中心研究员吴延功则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透露：根据2010~2011年禽类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健康鸡群中的检出率已达9%，也就是说，大约每10只鸡里就有一只带禽流感病毒。这其中有1%是H5，2%是H9，剩下的是其他亚型。而通过检测送往本实验室的发病鸡，禽流感检出率更是达到了80%以上，这表明临床上大多数病死鸡的死亡原因都有禽流感的参与。
多种模式与生物安全
很多年以前，陈伯伦去过澳大利亚考察养鸡业，可是他最终连鸡场都没能进去。他说，国外的养鸡场一般都设在离开人烟很远的地方，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参观者只被允许在50米以外的地方远看和拍照。
对养鸡场来说，人是最大的污染源。秦卓明说，最规范的隔离措施是，在进入鸡场前工作人员要洗澡、换消毒衣。如果不是鸡场工作人员，还需要隔离几天才允许进入。但国内的养鸡场往往无法做到这么严格。
按照养禽业总结的规律，疫病的流行与两个密度有关。秦卓明解释说，中国的养鸡场主要集中在几个地区，如山东、河南、广东等。与20年前相比，养鸡场在这些地方的分布密度翻了20多倍。在理论上，鸡场分布的密度每增加一倍，发生疫病的几率要扩大四倍。动物传染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秀梵指出，很多规模化的养殖企业被周边的庭院式养殖包围，生物安全措施防不胜防，疫病传入的风险很大。
秦卓明提到的另一个“密度”是指养禽场内禽类分布的密度。据他介绍，以前，一栋鸡舍最多养1万只鸡，现在动辄就是十万余只。如果是放养的土鸡，鸡还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而绝大部分肉鸡，终生都在鸡舍或笼子里度过，它们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0.067平方米——即每平方米就有15只鸡。而国外在高密度饲养环境下，则采取“强通风、远隔离”等措施，使病原体的浓度达不到致病的程度，养鸡效率仍然很高。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鸭与鹅的养殖同样是构成养禽业的重要部分。比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养鸭国；而中国首次被鉴定出来的禽流感病毒就是从广东病死的家鹅体内发现的高致病性H5N1病毒，它又被称为“广东鹅”毒株。实际上，与养鸡业相比，养鸭业的情况更令人担忧，这是因为，作为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带病毒的鸭子本身很少发病，因而禽流感防控措施也很难在鸭场得以很好的实行。
在水泽密布的中国南方，“猪鸡鸭鹅—鱼塘”的混合养殖模式仍很普遍：在池塘边建一个鸭圈，靠鸭子的粪便来养鱼，旁边再养一些鸡，用鸡粪来喂猪。在养鸭的问题上，陈化兰与陈伯伦的看法一致：这种传统的养殖模式暗藏了最大的风险，使得禽流感病毒极有可能在不同物种间轮转，从而最终获得感染人的能力。
世界粮农组织将养殖场的生物安全水平由高至低分为4 类，其中第4类是“仅有最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庭院式生产”。2010年，刘秀梵在《生物安全：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中的关键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大多数的养殖企业都处于最低水平的第3类和第4 类，仅有少数企业能达到第1类和第2类。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养殖业皆为第1和第2类的大型集约化饲养系统，甚至于巴西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主要是高生物安全水平的大型集约化饲养系统。
对于造成禽疫的原因，很难把某个单一因素拿出来作为罪魁祸首。秦卓明说，“这是一个系统问题。外国人来中国开养鸡场，按他们的办法来防病都防不住，因为国外没有那么多的病，（中国的）大环境跟国外就不一样。”他掰着指头说，“从种源、管理方式、人员素质、免疫、饲料等各个环节来说，都存在问题。”
免疫与扑杀之争
全球范围内，在养禽行业对禽流感实行免疫措施的，除了中国，就只有越南、埃及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其他大部分国家如欧盟与美国，都不给家禽打疫苗，只是实行严密的监控，一旦出现疫情，就采取扑杀措施。
由于2004年禽流感疫情造成的惨痛损失，自2005年开始，国家决定在家禽业推行强制免疫，注射的疫苗包括H5N1与H9N2。其中，H5N1疫苗的研发权属于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该实验室主任陈化兰介绍说，对凡是国内出现的禽流感亚型，他们都会做疫苗储备，“但用不用，决定权在政府”。
到底要不要给家禽注射禽流感疫苗？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养禽业的专家们意见不一。陈化兰认为，对H5N1禽流感实施强制免疫措施，是中国在应对禽流感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件事。自实行免疫政策以后，国内已经不再出现H5疫情。
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农业部专家也解释说，之所以在中国不宜实行扑杀的政策，是因为国内对家禽较为普遍地采取散养的方式。一旦发生疫情，光靠扑杀成本太大，并且也难以彻底杀净。有数据显示，2011年，国内肉鸡养殖数量在2000只以下的养殖户占总数的97.9%。
但打了疫苗就一定有效吗？陈伯伦在2008年调查过几个严格实行免疫措施的养鸡场，他发现，在接种疫苗后，鸡群会因个体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抗体水平。也就是说，即使是100%的免疫，也很难100%达到一致的免疫效果。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几乎完全依赖疫苗免疫，而忽视养殖环境的生物安全，这也不可能有效控制疫病流行。
2012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的一次禽病交流会上，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研究员吴延功就指出，H5N1虽然是毒力非常强的病毒，能快速致死宿主，但它的传播能力不强。也就说，只要发现有带毒鸡，立即将其淘汰，就不会造成鸡群大面积发病，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H5实施坚决扑杀的原因。但在中国，由于实行了免疫措施，大部分鸡的体内都存在H5抗体，这就导致了鸡带毒但不发病，同时可以将病毒散播到整个鸡群，等到病毒累计到一定数量才开始整群发病。
吴延功以白羽鸡与蛋鸡为例进一步说明疫苗使用的后果：白羽鸡由于生长期太短，养殖户往往对其不实行免疫，所以白羽鸡体内不存在抗体。一旦有鸡只感染，很快就死掉，不会或很难再传染给其他鸡，也不会造成鸡群大量的死亡。而蛋鸡由于打了H5疫苗，体内带有抗体，使病毒在鸡体的黏膜组织中大量存在，反而容易造成病毒的传播，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整群发病。
秦卓明很赞同英国的家禽疫病防控政策——“补活不补死”。就是说，养殖户如果在家禽出现禽流感的征兆时就及时上报并捕杀，政府会给予高额补偿；但若等到疫病大规模爆发，已出现大量家禽死亡时再上报和处置，政府不仅不给予补偿，还要处罚。他认为，这样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激励养殖户及时上报疫情。
根据2004年财政部、农业部印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禽流感扑杀的补助标准为鸡、鸭、鹅等禽类每只补助10元，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禽类和幼禽、成禽的补助有所区别。而在平时，三黄鸡的市场价格是10元/斤左右，一只散养土鸡的总价超过百元也属正常。过低的赔偿金，使得养殖户往往更愿意将病死鸡偷偷卖掉。这些死鸡最终可能流向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