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看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的生猪价格，曲杰内心五味杂陈。
当天，农业农村部公布11月第1周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收购价格。其中，生猪平均收购价格环比下降1.1%，同比上涨15.6%，为18.50元/公斤。
今年5月以来，生猪价格连续5个月上涨并一度达到20.57元/公斤，包括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在内的猪企，迎来利润大幅好转。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曲杰这样的中小养猪户，却沦为此轮猪价上涨的看客。
曲杰说，自己从24岁开始养猪已经20多年，但自2018年非洲猪瘟在中国传播，他的猪场遭遇两次猪瘟重击，自己也变成负债100多万元的“老赖”。
记者采访发现，相较于“猪周期”，非洲猪瘟已经成为不少中小养猪户需要面对的最大难关，一些养殖户因此负债累累，甚至告别养猪。
非洲猪瘟侵袭的5年间，国内生猪市场跌宕起伏，行业的规模化、集中度进一步加大。一些中小养猪户选择离开，另一些人则顺势而动。
非洲猪瘟的冲击
2018年，非洲猪瘟首次在中国被发现。农业农村部兽医局一位负责人曾表示，一头生猪在感染非洲猪瘟的高致病性毒株后，死亡率高达90%~100%。
曲杰的养猪场先后两次被非洲猪瘟重击。一次是2019年底，大大小小近2000头生猪，要么被传染，要么被扑杀。原先，1000多头育肥猪若正常销售，光利润就有几百万元，但随着猪场被清，曲杰损失了将近1000万元，从富翁变成身背债务的“负翁”。
这次重击并未让曲杰灰心。2021年，他又借了几十万元，买了几十头母猪，希望通过自繁自养，东山再起。结果，非洲猪瘟再次袭来，几十头母猪顷刻间变成一堆死尸。
曲杰说，他养的猪先后感染过副猪、链球菌、蓝耳病等多种疾病，但都不像非洲猪瘟这么厉害，动辄整场被感染、扑杀，造成致命一击。
同样遭受非洲猪瘟的，还有来自开封的沈元。
2022年，他猪场里的母猪因此死亡。2023年，非洲猪瘟再次冲击猪场，剩余的育肥猪被扫荡一空。“养了20年猪，被非洲猪瘟祸祸了两回。”这位60多岁的老人懊恼地说，前后两次疫情，让自己损失了200多万元，养猪20年积攒的钱全打了水漂，最后就剩下个养猪场地，落点砖头瓦块。
另一名来自许昌的养猪户楚明（化名）则告诉记者，前几年自己的猪场损失了100多头猪，已经好几年都没再养过了。
楚明的另一位朋友，2019年时因为非洲猪瘟，整个猪场全军覆没，但他并不甘心，又开始大规模养殖。最近，楚明经过他的猪场时，却发现附近已经很久没有清粪的痕迹了。
如今，身负100多万元外债的曲杰，一方面担心债主整天催债，为每年10多万元的利息发愁；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己投资好几百万建成的猪场，如果一直没活猪进栏，可能会因此荒废。
“要没有非洲猪瘟，我可能都会养（猪）到老了。”曲杰说，养猪确实有周期之说，但20多年来，自己一直坚持自繁自养，价格高了，多养几头，价格跌了，就少养几头，并不太会考虑猪价高低。然而，非洲猪瘟让自己感觉力不从心，同时又有些后怕，“（万一）你上（栏）了母猪，花了很长时间，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疫情一来，可能就是全军覆没”。
吴义师如今是安徽省猪业协会副会长、新猪网主编，但也曾因非洲猪瘟受损严重。
吴义师说，自己曾是一名兽医，后来转型成立生猪养殖公司，高峰时期，养殖场有8000多头母猪，每年的生猪出栏量高达20万头。后来，一场非洲猪瘟袭来，养猪场遭受灭顶之灾，损失很大。
全国畜牧总站一位首席专家也曾在今年8月下旬的一次生猪产业论坛上表示，自非洲猪瘟暴发后的5年内，规模以下的生猪散养户，已经减少1300多万户，同比减少41%。
规模化与集中度提升
非洲猪瘟进入中国的5年间，国内生猪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记者综合查询《中国畜牧兽医年鉴》等资料发现，作为猪肉消费大国，以中小养猪户为主的养殖业态，曾是养猪业的主流形态，中小养猪户在整体养殖业态中的占比，一度高达99%以上。一直到2007年时，年出栏500头以下的中小养殖场，仍高达8000多万户，而年出栏5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全国不到100家。
但到了2017年，即非洲猪瘟在中国被首次发现之前，中小养猪户的比例已经不断下降，最先呈现出缩减态势的，是年出栏99头以下的小型养殖场。
数据显示，相较于2007年，年出栏99头以下的小型养殖场的数量，已经由8000多万户锐减至2017年的3000多万户。同期，年出栏5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则由2007年的50家，增加至2017年的405家，增幅高达710%。
即便如此，由于中小养猪场数量依然庞大，2017年，年出栏500头以下的中小养猪场，依然向整个生猪市场供应了超过70%的生猪。
2018年，伴随着非洲猪瘟的暴发，整个生猪养殖市场的主体，再次发生新的变化。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一位负责人在今年年初表示，2023年的中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已经高达68%左右。
这意味着，中小养猪户所占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07年的74%，逐年下降至2023年的32%。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牧原股份、温氏股份为代表的生猪养殖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以牧原为例，2008年时，该公司的生猪养殖规模还在20万头左右，但到2023年，其年出栏生猪数量已经高达6382万头。温氏股份的2023年出栏生猪量亦高达2626万头。
此消彼长之下，有些人一度认为，这些大型养猪企业抢夺了原本属于中小养猪户的市场份额。
不过，在吴义师看来，中小养猪户之所以逐步淡出市场，原因之一，是每隔几年就出现的猪周期，可能导致他们出现阶段性亏损，再叠加饲料成本的上升，都让养猪这件事看起来不如外出打工保险、合算。
沈元告诉记者，虽然已经养猪20多年，但其间真正赚大钱的机会，只出现过两三回，其他年景能不亏钱就不错了。
吴义师提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伴随各地环保整治力度的加大，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养猪场，被要求搬迁、关停，还有一些无力投资环保设施的养殖户，则干脆退出养殖市场。曲杰也说，为了能让猪场符合环保要求，自己先后投资上百万元，进行环保提升，但身边不少同行，由于不愿增购环保设施，干脆关停猪舍，去了外地打工。
在吴义师看来，一些规模越来越大的养殖企业，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养殖成本得以下降，随之又导致整个养猪行业产能过剩，以至于生猪销售价格长期低迷。在此过程中，中小养猪户逐渐失去竞争优势，扛不住长期亏损，最终退出市场。
牧原股份一位高管在10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通过不断降本增效，牧原股份的生猪完全养殖成本，已经从年初的15.8元/公斤，下降至10月的13.3元/公斤，牧原河南区域的一些养殖场，甚至将养殖成本下探至11.82元/公斤。
转型与复产
记者采访发现，还有很多养猪户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么对养猪心存疑虑，要么已经淡出养猪领域，背后是整个群体正在面临转型，而非洲猪瘟成为此轮中小养猪户再次淡出、转型的催化剂。
不过，也有不愿放弃者。曲杰就告诉记者，自己还想养猪，虽然眼下正面临复产融资困难，但也在寻找人脉、资源，希望能给自己的猪场找条出路，看看如何盘活猪场。
一些养猪户则利用自己多年的养殖经验，应聘去了一些大公司的猪场。国内一家生猪养殖业的上市公司高管就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曾在公司内部做过一个数据统计，一线员工中有7000多名在养猪场工作的饲养员和养猪技术工人，都曾在家乡养过猪。
如今，这些人面对无法预料的非洲猪瘟，选择把风险“转嫁”给大公司，自己则利用养殖优势，拿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有人年薪甚至高达百万。
还有一些养猪户则通过与大公司合作，逐渐摸索出更适合市场的代养模式。
吴义师说，所谓代养，大致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母猪代养，即大公司将母猪交给养猪户代养，然后择机回购仔猪，这种模式在市场中并不常见；另一种则是仔猪、育肥猪代养，即大公司专注于母猪繁育，然后把出生30天左右的仔猪交给合作的养猪户代养，等养大了回购或支付代养费。
记者查询发现，在目前全国排名前30位的生猪养殖企业中，至少有28家都开展了代养业务。
农业农村部也在今年8月回复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时特别提及，农业农村部支持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通过保底收购、股份分红、优先就业等形式，构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共同发展壮大。一是指导各地发展一批龙头企业牵头、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抱团发展。二是引导龙头企业通过订单生产、股份合作、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多种形式，积极与小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在吴义师看来，代养模式帮助中小养猪户降低了非洲猪瘟的风险，并提供了一个低门槛复产路径。
吴义师一直没放弃养猪的念头。如今，他又复产了两个养猪场，养育了四五百头黑母猪，采取的正是代养模式，即自己专注于黑母猪的繁育，然后把满月仔猪交给附近的中小养猪户代养。
在吴义师看来，虽然这些年中小养猪户的数量，确实下降很多，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譬如责任心非常强，甚至可以在时间上不计成本，这些都是大公司比不了的。
记者再次打通沈元的电话时，他说自己正在抓紧时间修补猪场，准备年后再买30多头母猪，重新把自己的10多亩猪场复产盘活。
“反正打工是不可能去的。”沈元说，自己养了20多年猪，资产都沉淀到猪场去了，除了养猪，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让沈元、吴义师等人重返养猪业的主要信心，是非洲猪瘟病毒的毒性正在相对减弱。
沈元说，相较于2018年刚传入国内时，如今的非洲猪瘟病毒正呈弱化迹象，一些非洲猪瘟毒株由于毒力变弱，直到生猪被感染20多天乃至一个多月时才会出现相对严重的症状，也因此，养殖户可以提前介入治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猪的死亡率。虽然中小养猪户无法像大型养殖公司那样，投资重金研发，但可以在一些关键点上做好控制，也有助于非洲猪瘟的防控。
吴义师也说，相对于大公司，中小养猪户在非洲猪瘟防控上缺少系统化体系，但现在，伴随传统的饲料、兽药经销商逐渐转型成为服务商，并为对方提供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等服务，也让中小养猪户在非洲猪瘟应对上更加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