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是我国居民肉类食品的主要来源。自1985年开放肉类市场以来，我国生猪产业得到迅猛发展，早已成为世界上生猪存栏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却一直伴随着生产及价格的波动，波动呈现出周期、规律性，并且幅度有明显加剧的趋势。分析过往的生猪价格走势及其变动原因对了解我国生猪养殖行业有重要作用，下文将对生猪市场的历史价格进行复盘。
一、生猪价格的变动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表明（施凯，《我国生猪市场波动因素分析及稳定性对策》，2009），在生猪价格的供给平衡中，母猪数量、玉米成本对生猪生产的影响最大，居民收入、肉鸡价格对生猪需求的影响最大；另外动物疫病、重大事件（如宏观经济、国际环境、国家政策（如环保、去库存）等）严重影响生猪的供给和需求。而生猪价格的波动主要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具体为生猪存栏量、生猪出栏量、饲料价格等指标;宏观经济环境向好能提高生猪价格，需求因素对生猪价格影响不大（周保吉，《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14）。
下图为1991年-2016年的生猪价格走势情况。其中1991年-2006年的生猪价格数据为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为全国畜牧总站；2007年-2016年9月为周度数据，数据来源为Wind。
数据来源：全国畜牧总站、Wind，凯丰投资产业部
从上图中的红点可以看出，我国生猪价格的波动性逐年提高，且波动的周期越来越短。1991-2000年价格围绕某一价格上下波动，2000-2003最为稳定，2003、尤其是2006年后波动呈现出发散的态势。其中2003年之后的发散型波动又可以细分为几个“猪周期”，大致每三年一个猪价上涨-下跌的周期。
1、1991-2000年全国猪价围绕某一价格上下波动
价格情况：1993年9月，全国平均生猪价格为4元/公斤，快速上涨至1994年11月的9元/公斤，之后在9元/公斤与5元/公斤直接来回震荡，到1999年6月又回到4元/公斤的水平。最大涨幅130%。
1993年和1994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这是这波猪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下图为1990-2015年的我国CPI走势情况，可以看到1992-1995年间的通货膨胀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尤其以1993、1994年为最高。在这样的通胀水平下，生猪价格上涨130%不足为奇。
当猪价远高于均衡水平时，其带来的高额利润带动养殖户大量补栏，导致一年后生猪存栏量、出栏量大幅增加。但由于供给充足，而消费量无法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导致价格下跌。在猪价下跌后前期高价补栏的母猪、仔猪的产子、生长、出栏并未因当期价格下跌而停止，市场供大于求。待猪价跌至成本线下后，多数散养户亏损，按亏损期价格淘汰母猪，停止补栏仔猪，导致存栏下降、供应不足，价格反弹。但养殖户是按照当期价格决定补栏和生产，因此在存栏、出栏将至均衡水平之下后仍未停止淘汰母猪和补栏仔猪。由于价格涨幅没有预期的高，再加上养殖技术、资金等的限制，整体补栏情况未失控，这样，生猪的供应和价格基本维持在相对正常的均衡水平。
2、2000-2003年全国猪价波动趋于稳定状态
价格情况：2000年1月-2003年6月的3年6个月里，全国平均猪价最高仅涨至2001年2月6.58元/公斤，最低也仅跌至2000年5月的5.56元/公斤，波动幅度仅为1元/公斤左右。最大涨幅18%。
1999年11月，全国平均活猪价从6.4元/公斤开始回落，因之前价格并未涨的很高，养殖利润一般，因此，补栏的人和不补栏的人都不多（较均衡的状态），生猪存栏量主要受需求市场的指导做小幅变化。即：冬春季节猪肉需求旺，夏秋季节淡，于是，养殖户便减少夏秋生猪出栏量，增加冬春出栏量。相应的猪价也随之同幅波动，波动范围较小。
此三年半间，全国的生猪存栏量和价格始终围绕均衡水平上下小幅波动，养殖效益保持在一个微利状态，生猪生产较稳定。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我国猪肉交易市场化至今30年来最为稳定的时期，但平静马上被随后的“非典”打破。
3、2003后全国猪价波动呈现趋势向上的发散态势
可以看到2003-2006年一波周期之后，全国猪价呈现越来越剧烈且趋势向上的波动。大量研究表明（王毅，郭亚军，《中国猪肉价格波动周期分析》，2013），猪肉价格的周期波动与生猪生产周期波动基本一致，波动周期大致为3~4年。从图中可以看到4个周期波动呈越来越剧烈态势：2003年6月至2006年5月为相对剧烈的一个涨-落完整周期，2006年5月至2010年6月为剧烈波动的周期，2010年6月至今我国猪价基本上又完成了两个大的周期波动。目前猪周期呈现新的特点：时间跨度加大，大周期里面包含小周期。
其中“猪周期”的循环轨迹一般是：猪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过剩）——猪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短缺）——猪价上涨。猪肉价格上涨刺激养殖户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猪价下跌，下跌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猪周期”。
猪肉价格无法达到供需均衡点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完全——分散的养殖户只能根据当前价格来决定当期补栏规模以期实现养殖利益最大化。但分散养殖户无法预知市场整体的供需结构，因此最终会出现“合成谬误”——扩大养殖规模对单个养殖户是正确选择，但所有养殖户都扩大养殖规模的结果就是整个市场的错误选择。同样的，当猪价下跌，单个养殖户亏损选择淘汰母猪对其当下是正确的选择，但所有养殖户都缩小养殖规模导致供给短缺引发新一轮猪价的上涨。不难推断出养殖行业的规模化对稳定生猪价格有重要作用。
（1）2003年6月-2006年5月
价格情况：2003年7月起全国猪价从5.83元/公斤开始快速上涨，高点为04年10月的9.66元/公斤，到06年5月回落到6.1元/公斤。最大涨幅65.7%。
2003年春季，我国广东、北京等地发生非典疫情。疫情发生后，由于各省采取了减少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和商品流通等措施，致使四川、河南、湖南等生猪主产区大量生猪外运受阻，积压在产区，供大于求，产区价格下跌，养殖户/场巨额亏损，大量宰杀母猪、仔猪，补栏停滞。由于我国生猪养殖具有极高的地理集中性，这直接导致全国母猪/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从2003年7月起全国猪价开始快速上涨。2004年1月爆发的禽流感刺激猪肉消费，猪价在2004年9月达到97年之后的最高位9.66元/公斤。
2005年4月到2006年5月间，前期猪价上涨引发的补栏生猪开始出栏，出栏量逐月递增，其中2005年6796万头的年出栏量创历史记录；再加上2005年8月四川猪链球菌病疫情爆发，给猪肉消费带来阴影、需求下降，生猪价格下跌至03年7月水平。
（2）2006年5月-2010年6月
价格情况：从06年5月的6.1元/公斤起涨，最高点为08年4月的17.4元/公斤，周期结束时价格回落到10年6月的9.75元/公斤。最大涨幅185%。
2006年春夏之交，由江西首发的“高热病”在07年蔓延至全国，后演变为一场集约化养猪以来的浩劫，死猪无数，直接影响了全国人民食肉的问题并引起通胀。农业部在2007年初把该“高热病”的罪魁祸首定为变异的蓝耳病病毒，并把该病命名为“高致病性蓝耳病”。生猪价格由06年6月的6.26元/公斤上涨至07年年底的16.34元/公斤，涨幅超过160%。
在这里需要科普一下该疾病：蓝耳病是当前中国存栏母猪面临的最严重威胁的疾病，其危害首先表现在对猪繁殖性能的破坏。妊娠母猪在怀疑中后期流产、产死胎、弱胎、木乃伊，新生仔猪出生7日内大批死亡（死亡率30%-100%，仔猪整体死亡率80%-100%）：也就是说该疫病是从源头减少生猪供应量。该病多经接触传播，呼吸道是感染的主要途径，而患病母猪能大量排毒。因此当健康猪与病猪接触时，患病猪排放的一切东西都成为了最大的隐患。
相关报道显示，江西部分地市在疫情爆发之初，部分养殖户将发病猪乱扔或者卖到市场，导致疫情扩散。特别是7月初，南昌牲猪交易市场病猪只卖1-2元/斤，湖南、河南、福建部分贪便宜的贩猪户购入了大量的发病猪，导致了湖南、河南、福建等省市的部分县市疫病流行。后续根据我国官方报道显示：2006年1至5月份全国发病猪总数为4.5万头，死亡总数为1.8万头；后2007年公布在全国26个省发生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7月份，全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发病4.7万头，死亡1.3万头，发病和死亡数分别比6月份下降51.5%和35.9%，与去年同期相比，疫情大幅下降。此外官方没有任何关于该场疫病总的死亡数量统计。
就大量搜索得到的信息来看，大部分报道全国生猪死亡数量在300万头左右，其中一例报道将数字具体为“因高热病发病生猪达379.8万头，死亡99.2万头”。而一些国外媒体（如英国《金融时报》）则宣称““猪蓝耳病”等疾病导致中国2000万头生猪死亡”，甚至有报道说该病在国内涉及286个县，发病数达到了28万，并迅速扩散到了周边国家。
事到如今已太为久远，但这次疫病带来的后果仍影响深远。首先当时生猪存栏出现负增长，另外由于疫情引起的悲观影响，导致养殖业发展积极性难以被调动。其次处理病死猪的方式上也影响了2010年的无害化处理相关条款及2013年的《农业部：建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试点方案》的出台。再有就是为调动生产积极性，200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养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政策出台最密集时期）。不由得产生一个脑洞大开但又符合图像逻辑的猜想：正是2006/07年的“猪蓝耳病”，开启了我国06年之后三轮大的猪周期。
大量利好养殖的政策刺激下，2008年上半年能繁母猪达到5157万头（资料显示）。这也是我国能繁母猪存栏的历史最高位。
数据来源：Wind、凯丰投资产业部
2008年中猪价攀升至高位。猪价拐点和母猪存栏的临界点开始出现：生猪价格在4月份创历史新高17元/公斤后开始快速回落；母猪存栏加速恢复，2008年上半年能繁母猪占存栏猪的比例达到11%（5157万头/4.71亿头），母猪生产由严重不足向基本平衡，最后快速转向供大于求。加上08年上半年瘦肉精等违禁药物专项整治事件诱导，猪价走入下跌。三季度经历季节性反弹，但经济危机过后全球宏观经济走弱，南方省市大批出口型企业停产，工人失业，需求端走弱，生猪价格在2009年年初持续走弱。猪价一路下跌至09年4月底的阶段性低位8.98元/公斤。
2009年6月为稳住猪价，启动收储冻肉，但总量仅为12万吨（150万头生猪）。而2008年全国生猪出栏量就达6亿头，因此收储冻肉对提振生猪后市市场信心起的作用有限。猪价回升至09年底的12.78元/公斤后又开始下跌。
2009年底到2010年初开始受五号病（猪口蹄疫，死亡率高、传染快）疫情（仔猪对该病最为敏感），以及养殖利润进入亏损阶段的共同影响，生猪存栏开始快速下降。口蹄疫后迎来高热病，疫病贯穿全年，导致生猪需求量大幅下降。猪价从2月份开始持续至4月份的暴跌，4-6月份的谷底低迷，4月份开始政府连续5批收储，市场却毫无起色，继续低迷，再加上长达近6个月的亏损时间，大量中小型养殖户选择退出养殖业以及规模厂缩减生产规模。经历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亏损去产能化较为彻底，另外2010年10月份前后天气波动大（根据生猪市场变化规律，当市场走出亏损3-5个月后，持续数月的盈利将会带动仔猪补栏积极性的回升，而10年8月猪市结束亏损后的10-12月对补栏至关重要），造成了该时期母猪受孕成功率低，随后该批小猪出生后存活率偏低，2010年下半年猪价迎来强势反弹，于2011年9月达到历史高位，将近20元/公斤。
受09年严重疫病的影响，中国保监会、农业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保险和防疫工作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保监发[2009]86号、2009年8月3日），并在2012年出台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由于疫病的爆发具有不可测性，平时只能以预防为主，因此大多关于疫病的政策效果不及收储等反应及时。
（3）2010年6月-2014年4月
价格情况：猪价从10年6月的9.75元/公斤起，一波涨到11年9月的历史性高位19.78元/公斤，后来回震荡至周期末端2014年4月的10.45元/公斤，最大涨幅103%。
2010-2011年初猪价的快速增长吸引养殖户从该年的11月至12月开始大规模养殖扩充，以及各路资本继续加快在养殖业的投资步伐，加上疫病形势平稳，成活率回升，导致11年下半年及2012年生猪供应量持续增加。数据显示2011年11月生猪存栏达到47,625万头，同比增加5%。加上11年进口肉达到46万吨，而2010年仅为20万吨，进口肉冲击等因素影响，供大于求，猪价进入下跌通道。
到了2012下半年，国家迅速启动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开展冻猪肉收储，2012年下半年生猪价格稳中有升，全年呈"U"型走势。
2013年年初，猪价快速下跌，由阶段高点17.5元/公斤下跌至12元/公斤，3个月左右时间跌幅达到30%。受国家2013年4月以及5月分别收储7.5万吨、9.37万吨冻肉，加上此前跌幅过快影响，猪价快速上涨，7-8月，生猪供应出现明显断档影响，猪价在淡季出现逆势上涨。2013年年末由于东北猪病恶化，导致北方部分地区提前出栏抛售，猪价上涨动力不足。母猪的去产能化从13年8月开始，主要发生在2014年，且2015年、2016年仍在持续进行，能繁母猪存栏连续30个月环比下跌。
（4）2014年4月至今
价格情况：当前的生猪价格周期起点应该是2014年4月的10.45元/公斤，最高点为今年6月的20.92元/公斤，创历史新高。后价格一路暴跌，目前已跌至2015年6月水平，均价15.97元/公斤。最大涨幅100%。
2013年底出台了我国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4年1月1日起实施）。在该法案出台前国家对生猪行业实行“疏大于堵”的鼓励发展政策，鼓励、奖励符合环保的企业/个人养殖生猪，但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并未采取限制措施。2014年5月，财政部联合水利部依据《条例》精神出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大幅增加了企业排污成本。此外2014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资金38亿元支持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资金用于养殖场（小区）水电路改造、粪污处理、防疫、挤奶、质量检测等配套设施建设等。2015年1月1日施行的新《环保法》中法律条文由原来的47条增加到70条，加大了对相关排污企业的惩处力度。加上同年11月26日《农业部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可以看到政策导向转向严格。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策背景，大量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小规模养殖户退出。据农业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约有500万中小规模养殖者退出养猪行业。2010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为38%，到2014年该比重为41.8%，2015年为44%。由于大量养殖企业退出，加上去库存继续，整个2015年月均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9.93%。低库存是2015年生猪价格暴涨的主因。
2015年3月，猪价开始出现暴涨。由于2014年年末国内猪价复制了2013年末猪价下跌走势，且下跌时间有所提前，元旦后，生猪养殖进入行业性亏损。从2014年初起自繁自养生猪利润持续半年时间均为负值，仔猪价格较大猪提前下跌，出售仔猪也无毛利可赚。严重的亏损导致养殖户淘汰母猪意愿增加，能繁母猪淘汰速度加快。另外2015年的环保政策对生猪供应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延长了产能恢复周期。由于产能恢复慢，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同比连续下跌将近两年，生猪价格在2016年6月达到21元/公斤，突破历史高点。
2016年后养殖利润丰厚，随着能繁母猪的产能提高（PSY值），生猪产能不断恢复，可以预见大周期的上涨即将结束。整体来看目前的生猪市场波动表现为周期延长，大周期中嵌套小周期。主因是养殖规模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可去产能化程度降低。一方面，市场经营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散户退出，大规模企业加快扩张步伐，信息获取程度更高，市场不再显示单一的跟风形势。另一方面环境政策调整，提高了行业的进入壁垒，即使养殖盈利高也很难再有大量的新产能进入。
二、影响生猪价格主要因素汇总
1、疫病
疫病是造成猪价短期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打破1999年-2003年收敛型猪价的正是那年的禽流感疫情。根据农业部的疫情统计显示2006、2007疫情重，2009年次之；2011-12年生猪累计发病次数虽多，但发病动物数少；2011年以来疫病较少，基本无大疫情，生猪供应持续增长。猪肺疫、猪丹毒、猪瘟、蓝耳病发病数及次数较高，虽然只是零星发生，但依然需要注意。
2、政策
我国关于生猪的政策非常多，大致可以分类为如下几大块：养殖规模化（包括促进生猪生产的各项补贴制度）、稳定生猪价格、疫病防护以及环境保护。
（1）关于养殖规模化方面的政策
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确定了包括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生产初步实现向技术集约型、资源高效利用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在内的总体目标。我国促进生猪生产的政策都是从提高能繁母猪的生产开始，从优质配种到母猪保险，是从生猪生产的源头上进行把控。
（2）关于稳定生猪价格方面的政策
促进养殖规模化有利于生猪生产、生猪价格的稳定，故两方面政策有重合的地方。07年出台稳定生猪发展的意见（宏观），09年底第一次制订《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11年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12年正式出台《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各项规定是基于09年底的预案）。
（3）关于疫病方面的政策
疫病方面的政策具有较高的滞后性及效果不显著性。在经历了03年、06/07年、09年三轮严重疫情后，国家才于2012年出台《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该规划计划到2020年，形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动物疫病综合防治能力。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16种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制定考核标准，其中生猪、家禽、牛、羊发病率分别下降到5%、6%、4%、3%以下。
（4）关于环保方面的政策
环保方面的政策出台较晚，2010年之前主要涉及卫生防疫、粪污处理等方面，直到2014年才正式出台了我国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后期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新环保法，一方面提高了养殖成本，二是加速环保不达标的小型养殖场户退出，提高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水平，三是引导生猪规模养殖向中部、东北、西北等土地资源丰富、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地区转移。
数据来源：中国饲料信息网、凯丰投资产业部
3、其他
一些突发事件也会对生猪价格造成较严重的影响，下面列举了部分事件。大部分突发事件，如宏观方面的黑天鹅事件，对生猪价格都没有直接的影响。天气、气候方面通过影响母猪生产、仔猪存活率等，进而影响生猪存栏以及生猪价格。此外，能较直接影响生猪价格的就是冻肉收储及抛储政策了。而这个政策不可避免的需要提到《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2012年第9号、2012年5月11日）中的相关规定。这块更深入的挖掘，但因时间有限，并且收抛储的量非常小，大多数时候只是提供了一个市场信号作用（猪价过热时抛出储备，生猪数量过多时收购冻肉），故在此只稍微提一下。
三、总结与展望
国家政策在很多时候具有滞后性，生猪行业也不例外。猪价下跌、养殖场亏损严重、生猪存栏大幅下降后，国家开始鼓励饲养。2007年是生猪行业政策出台最为密集的一年，该年相继出台关于提高养殖行业规模化、建立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的政策。但鼓励力度过大，又导致养猪过热，生猪存栏大幅增加，进而加速了猪价的下跌。疫病相关政策则是在重大疫病造成严重影响后，才开始出台相关政策，2006/07年如此，2009年亦是如此。但好在疫病政策永远是晚好过无，只要重视效果相当显著，目前来看近几年没有出现大规模疫病爆发的情况。而价格方面，03年起经历几轮暴涨暴跌的生猪价格，直到2010年才出台价格监控的方案，2012年起正式实施。然而目前看来效果并不佳。归根到底，是行业的集中度过低，饲养水平参差不齐造成的。
所幸经历十几年发展，行业规模、养殖技术普及率达到了一定水平，进一步提高行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政策导向有了明显效果：前期“疏大于堵”，后期“疏堵结合”。下图为08年-2014年养殖场数据，规模化的趋势明显。
根据2016年4月18日农业部新发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现阶段猪肉产量稳定增长、生产效益明显提高，未来资源约束趋紧的情况下环保压力依然巨大。再加上2013年修改了猪肉进出口管理条例，取消猪肉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由第三方确认自美国进口的猪肉不含“瘦肉精”，均极大地加剧了生猪行业的国际竞争冲击。2015年猪肉进口量77.8万吨，是2010年的3.9倍，而今年截止8月的进口美国猪肉数量已超2015年全年的美国猪肉进口量。另外疫病风险依然存在，
从养殖户与饲料企业的合作方式看，最原始、最简单的合作方式已基本淘汰，技术人员驻场服务中等规模的猪场、生猪代养模式（如温氏的“公司+客户”）、为企业提高猪苗等的中型养殖场模式，都能极大促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水平的提高。
总体而言对我国生猪行业非常乐观，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环保要求的严格实施、龙头企业的不断涌现，去产能到现在生猪市场已开始步入良性循环的节奏。长远来看未来的波动幅度将会缩小，抵御突发事件影响的稳定性将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