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猪产业发展新需求——合作化养殖
几十年的改革，十几年的探索，生猪产业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去探讨了。作为“安天下”的产业，养猪业成为资本角逐的战场，同时又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考验。
改革开放以前，生猪生产实行计划经济，生产与价格是固定的，而且作为“副业”，农户不能自由发展。改革开放后，生猪生产成为转化粮食和剩余劳动力的致富产业。但由于养猪业与土地和劳动力关系紧密，生产上依旧稳定。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社会资本大量积累，养猪业完全不设防，三因素共同作用，使养猪业成为吸引社会资本的首选目标，也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亮点。各级财政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建设标准化养殖小区，鼓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产业化经营。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资本进入农业的速度更快，养猪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一是企业养猪发展迅猛，表现在工业企业大举投资养猪；农业企业大力发展巨大规模全产业链；上市公司利用公募资金发展养猪。二是养殖环节的规模化水平大幅度提升。据农业部统计，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生猪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比重由1999年的21.4%上升至2012年的67.9%。2007～2008年，生猪规模化水平年增长率达到7个百分点以上。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生猪出栏比重由2006年的15%增长到2012年的38.4%。问题出现了，两正相加出现的却是负效应——价格波动异常，养殖效益下滑。导致一方面中小养猪户 <http://news.xinm123.com/n-pig/>纷纷退出，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的发展也越来越艰难。大中小一起上，必定出现供大于求局面。该谁退出？大企业尽管发展迅猛，但据农业部统计，2012年万头以上猪场出栏量占全国出栏猪总量的比重仅为8.1%。市场上的数量和变量依旧是由中小养殖户的自由进出形成。而从农业部对2008～2012年养猪净利润率分析来看，中等规模养猪为最高，其次为小规模，而散养户和大规模养猪相对利润率都较低。也就是说，中等规模养猪是当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事实确实如此，在养猪行业，做大，并不等于做强。2013年双汇在美国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的生猪业务表明，大企业覆盖整个生猪产业链，直接影响企业寿命。发达国家概莫能外。就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大康牧业”完成资产重组，而“高金食品”此前也决定出置生猪加工业务，转投影视产业。A股2500家上市公司，涉足养猪产业的8家，2012年均出现利润下滑，2013年有5家亏损。8家上市公司，截止到今年4月8日，平均市净率只有3.1倍，而4年前还是4.3倍。
我国生猪存栏量、出栏量和产肉量均居世界第一，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发展水平世界第一。怎样做？很显然，单靠大企业或小农户都不行，必须走合作化道路。大企业不必放弃“全产业链”，但更应该倡导“全产业合作”；小农户也不必放弃养猪，但要以合作社的形式形成“中等规模养猪”。在此基础上，实现跨行业、跨体制的产业大联盟。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养猪产业都没有这样的难度。既要发展大企业，又要兼顾小农户，还要做出中规模。只有依靠创新体制机制，来啃下这块硬骨头。这是下一个生猪发展15年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养殖业面对环境、土地、就业压力，承载经济、政治、安全压力，只有深化改革，让不同主体所具备的政策、市场优势实现互补，才能“做强”中国养猪业。
二、生猪产业改革新方向——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是个老问题，但对于养猪业来说，是个新课题。以往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是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今的养猪产业的龙头企业几乎包括全体制。国家、集体、个人，体制不同，路径各异。而要在这些不同体制间建立稳定的利益平衡关系而不是松散的订单制约关系，决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探索了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的产业化既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形成农场主自己的合作社，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国式的大企业内部的全产业链。中国养猪业必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道路。
中国国情是人多地少规模小，规模小就使得进进出出很随意。这种随意性，直接导致市场价格的波动。要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形成稳定养猪模式。传统的做法是企业直接与农户签订合同，更先进的做法则应该是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产业化经营关系，双方互相监督与制约，这对缓解企业压力，提高产业化经营效率，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和发展能力都极为必要。国家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业部大力推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这都为产业化经营奠定了新基础，但不少新生的合作社的发展水平不高。然而，正是因为农户的规模小，成本相对低，风险易分散，才成为当前中国养猪业的主力军。现在要做的是尽快发展与改造这支队伍，不仅要做出适度规模，更要实现持续稳定发展。核心是创新利益关系。龙头企业仅靠收购订单不是真产业化，即便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但那时的市场价也许已然低于成本价了。
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不是劳动力，而是土地！农民可以离土，但土地依然是他的权益。养猪与种粮一样，都是通过对土地的利用而成为产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稳定，只有通过实现农户的土地权益，才能奏效。而目前生猪产业的问题，就是没有发挥土地的制约作用。大量的工业企业进进出出，因为“醉翁”太多，他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目前的养猪业竞争，已由内部管理转向土地资源占有。
要稳定生猪产业，必须建立全新的土地控制机制，让生猪养殖企业通过土地的利用而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又通过土地的利用与市场建立稳定的供应关系。今后的15年，养猪主体依然是企业与农户，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创新。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所有占用农村土地养猪的企业，都应该因土地与农村集体建立起经营合作关系，都有责任因为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户发展，乃至城镇化建设。进入农业产业的企业，在从农业获得利益的同时，要承担起“四化同步”的责任。
养猪产业化经营，不仅有横向稳定的需求，还有纵向稳定的要求。“新希望”复制美国泰森模式，投资数亿元建设了集种苗、饲料、兽药、养殖、屠宰、食品加工于一体的现代猪业经济产业链，最终目的是“由新希望来分配各个环节的利润”。这个探索十分可贵，但这是个大工程，只有提升到国家层面去建设才能够对于稳定产业发展起到作用，也才能惠及“新希望”自身。生猪产业化经营政策不应该是局部性区域性的，应该是对全产业进行关照的宏观政策乃至法规。养猪产业是生产资料聚集的产业，又是加工流通活跃的行业，所有政策法规，只有全覆盖，才能奏效。
三、生猪产业改革新重点——科学化管理
许多发达国家的现代养猪业经历了百年历史，形成了科学化的管理模式。丹麦养猪业很先进，得益于完整的管理体系与控制力。上有丹麦国家猪生产委员会管法规，下有丹麦养猪和屠宰联合会管生产。联合会就是农场主合作社，所有的养猪农场、屠宰场及所属企业都是该会会员。联合会的经费主要来自生猪屠宰税和会员费。我们目前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希望形成同样的产业能力。但丹麦的农场主是土地的主人，而我们的农场主是土地的租赁人，也就是说，农场主与土地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这种国情，使得我国养猪产业必须依靠政府管理。
现代中国养猪业管理的难点在于跨体制。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就要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的立足点要站在城乡一体化的大框架下，要兼顾企业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要维护农民利益与消费者利益。因此，制度设计是关键。15年来，政府管理的重点主要是通过发布监测信息，调控存栏出栏数量。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与生产信息监测发布机制，建立了生猪市场信息预警机制，虽然对当时的养猪业止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没有建立产业稳定的根本制度。因为养猪业已经适应了“两高一低”模式，就是用高存栏量和高出栏率来补偿低效益。这是所有体制下都可以操作的。
养猪业科学管理或者说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抓手，那就是土地。再看丹麦，他们正是利用土地来调控养猪的。法律上对农场的土地面积和农场主可拥有家畜的数量进行了限定，规定了农场土地面积与施肥量的比例。农场主要扩大规模，必须要有相关部门和机构对其环境效应评估后的许可。农场主进入产业除了土地限制，还要有“绿色证书”和从业经验。养殖规范要求，饲料必须是本地产的大麦等原料，猪粪必须进行沼气处理，等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将丹麦生猪出栏量被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数目上。通过制定并落实严格的生产规程和环保规定，丹麦养猪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轨道。
养猪业的科学管理，说白了，就是限制。粮食生产有土地的限制，生猪生产也不是三产，而是间接一产，它同样受土地、环境、消费的限制，不对生产环节加以限制，就是对资源包括粮食极大的浪费。何况，现在我国生猪产业已经到了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时期，不稳定住量，质的提升就没有基础。建立限制制度，是对全社会负责。
对养猪业实行科学的产业化经营管理，需要整合一系列政策法规，建立管理体系。比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部门曾大力推行农民“绿色证书”制度。目前，又推出了一系列职业农民培训项目。但要形成稳定的专业农民队伍，必先稳定产业，让产业形成人才需求，让企业加入人才培训。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是我们“四化同步”的起点。
规模化浪潮将提高对科学化管理的需求。发达国家规模养殖比例在80%以上，很少出现价格暴涨暴跌现象，就是已经理顺各方责权利，打通了管理通道，形成了产业自律。近30年来我国生猪生产由于各种措施而使产量的增长率保持稳定，价格增长率却出现了数次大波动。特别是2007年到2009年间的价格大波动，正是资本大举进入的时期，它证实了产业管理的薄弱。目前，这种变动并没有完结，政府应当抓紧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实行养猪准入制度，将产业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全面推动我国生猪产业管理现代化。
四、生猪产业改革新看点——市场化服务
供大于求，行情迷乱，何处有可靠信息？多年来，政府为了缓解波动，稳定养殖，实施了对规模化养猪的补贴政策，对猪肉的临时收储措施，对屠宰环节的改革与管理，对养殖环节效益的预警监控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许是环节不准，也许是覆盖面有限，市场看到的效果并不显著。下一步改革看点何在？那就是要在两个层面上创新市场化服务体制机制。一是产业链内部加强服务机制创新，二是在政府层面加强对服务体系的完善。两者互动，最终实现有规律可循的市场化运转机制。
产业链内部先要把农户养猪稳定下来。有了土地制约，合作社稳定发展就成了养猪产业化的关键。丹麦并没有合作社法，但有两条准则已保留上百年了：一是社员不能买卖自己在合作社的份额；二是合作社不论土地多少实行一人一票制。社员必须把产品全部卖给合作社，不能讨价还价。同一个合作社的所有社员享受同样价格，年终二次分红。不同的合作社企业之间的价格和分红不同，取决于运营绩效。而中国特色的养猪产业化，要将这种以人为本的合作制度与以土地为本的企业准入制度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市场化机制。原则是，农业产业的各项经济责任和风险不应该只由合作社社员承担，社会资本可以加入产业化经营，但农民有优先权来拥有农业企业。由于我们的企业不是合作社企业，必须深化改革来完成结合。
信息服务是产业服务的主要内容。尽管信息满天飞，但大家还是靠“奔走相告”，说明各级农业咨询服务体系的机制有待创新。要建立由生产者自建自营、政府依法扶持发展的咨询服务体系。丹麦的农业咨询服务体系多是由政府部门、合作社和私人机构三部分组成的。政府的工作并不是收集发布信息，而是通过对咨询人员提供工资以及运营经费给予支持，使这个体系的信息占到丹麦农民80%的信息来源。而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从立法、行政管理等方面理顺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关系，形成可追溯的生产流通监管体系。
这样的政府扶持正是我们的企业所企盼的。比如饲料企业，主要原料是豆粕、玉米，为了规避价格风险，需要到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但期货交易资金对于农业企业来说是笔不小开支。双胞胎集团2013年利用期货市场规避饲料价格风险，为下游用户让利1亿多元，大大减少了养猪户的损失。但企业只有10%的原料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了套保。试想，如果有交易资金的扶持，必将惠及更多养殖户。
除了豆粕、玉米期货，围绕生猪产业稳定发展，我国的商品期货交易所10年前就开展了生猪期货的开发设计工作，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提到“采取期货交易等措施稳定发展生猪产业”。期货品种上市的条件是该品种具有价格波动巨大的特征。套期保值是通过远期合约的买卖，转移价格风险。但时至今日，生猪期货的上市依旧没有时间表。一方面我们发展质量不高，标准化水平、产业主体素质各方面不到位，使我国上市生猪期货的条件确实还不具备。另一方面市场又认为，这十几年来如果有期货等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发挥，是否在产量增幅平稳的情况下，价格波幅就不会出现如此大的跳跃？如今，产业步入深化改革期，随着产业化经营程度的提升，期货交易必备的条件必定得到改善。此时上市生猪期货，彼时就是市场利器。给市场多少信任，就会得到多大回报。
因此，政府要真的加大推动力度。要推动生猪期货上市，以形成期货现货的价格联动，起到期货价格对现货的指导作用；同时要建立养猪企业入市融资或费用补贴支持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套期保值。期货、保险等现代化市场工具的运用，不仅推动养猪业现代化发展，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五、生猪产业改革新前景——社区化发展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是，城镇融入大自然，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句“记得住乡愁”，引发国人无数感叹。山水能留住，乡愁则是文化。中国有源远流长的生猪文化，其消费本身就是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美好的标志，它必然上升为“文化”。中国人在属相上、在文学作品里、在民间手工艺创作中，都用猪来象征温情安逸。吃着猪肉却看不见猪跑，这就是乡愁。现代化的养猪产业，要留住产业文化，这是产业发展的目标所在，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
在发达国家，有许多专业化社区，其产业升级形成复式产业。如法国、加拿大的葡萄酒产区，丹麦、新西兰的奶牛产区，荷兰的郁金香产区等等，产业与旅游业乃至教育培训业形成多层复式产业，社区也由此成为专业社区。一产带动三产，产业带动社区，社区形成文化。发达国家之所以农业发达，不仅产业实现了产业化经营，更实现了产区的社区化服务。产品不仅有品牌，还有地理标志。如丹麦养猪，要求饲料必须使用本国自产粮食。文化的影响力使人有追求。我们总是感叹农村留不住人才，而人才是要靠发展留下来的，你给他建设了发展环境，他会永远忠诚于家乡，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家乡。
中国目前不缺乏先进的养殖技术，缺乏的是稳定完善的产业社区。城镇化建设推进难，正是因为产业带动性差。产业的不稳定，使城镇化没有支柱产业，形不成社区化服务，城镇就只是一堆住宅。“招商引资”引来的多数企业与当地的关系就是政策利用关系，享受完优惠政策就走。它不是农民的产业，不是社区的产业。所以，企业在农村建得越多，农村劳动力剩余得越多。因此，要把产业稳定提升到社区稳定的高度去安排。尤其是养殖企业，不仅需要土地，更需要环境，只有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加入使之成为社区的产业，才能获得成长。那种大围墙一竖，与当地百姓无关的企业，是对社区文化的损害。因为完善的社区对产业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约束，它特有的监督功能是企业成长的氧气。
社区化发展的核心是合作社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养猪龙头企业不仅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产业化经营关系，还要与当地社区建立社区共建关系。这样的关系才能使养猪企业找到发展根基。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的陈生经营的“壹号土猪”几年前走红行业内外，他2007年进入养猪市场，2012年销售额就接近6亿元。他抓住了猪肉行业产业化薄弱这个软肋，把传统农贸市场的零售商纳入麾下，又逐步把批发商收购进来。再发展下去，他自己也遇到瓶颈了，就是养猪的土地他拿不到了。所以说，目前我国生猪产业进入到“合作社时代”，再高明的“陈生”，如果不在公司“加”农户上有作为，不在社区发展上做贡献，都难以在农业产业上实现可持续生存。
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农业社区，他们的模式其实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新西兰政府因为奶农不同意，修建旅游公路的规划绕开了牧场，结果，奶牛旅游更旺了；波兰农民为了保持红菜头的风味与种植传统，在供不应求的行情下依然不肯跨界种植和设施化种植，红菜头销售价格却依然稳定。这种产业精神，这种社区文化，无不令人敬仰。
我们的产业，有悠久的历史与文明；我们的责任，在追求发展中传承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