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研究1992—2018年中国猪肉、牛肉、羊肉和禽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动方向是否有益于中国肉类产品长期稳定进口，在测算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和匹配性指数的基础上，通过分离出市场结构因素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结构变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牛肉、羊肉和禽肉的进口来源高度集中；猪肉、牛肉和禽肉的进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但猪肉和牛肉进口市场结构的优化过程较不稳定，羊肉的进口市场结构呈现恶化趋势；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解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以前进口市场结构因素促进了中国肉类进口增长，金融危机以后的进口市场结构因素则制约着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与更多新兴国家建立贸易伙伴关系进而调整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适当收购国外牧场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结构优化；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撕裂的背景下，仍在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安全事件所引发的隔离与封锁，将进一步扰乱全球经济。中国是肉类消费大国，更是肉类进口大国，在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维持肉类产品进口将是今后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而面对进口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肉类产品 进口也将因此而面临更加多元的风险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肉类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否有利于中国肉类的长期稳定进口，对保障中国肉类供给具有现实意义。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关于中国肉类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全部或具体肉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畜产品、羊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基本不具有竞争力，但在山羊肉出口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中国猪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且猪肉质量、本国肉类企业加工能力及国外非关税壁垒影响了猪肉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二是研究中国肉类产品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需求、结构和竞争力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认为中国肉类产品出口增加主要是由于世界对中国肉类需求增长；国际肉类产品更具竞争优势、进口结构优化和国际市场供给快速增长是促进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有部分研究对中国和具体市场肉类产品贸易进行了研究，澳大利亚畜产品进口需求增长和中国畜产品竞争力提升是推动中国对澳大利亚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促进中国肉类对日本出口增 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肉类产品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关于肉类进口需求弹性的研究。已有研究分析了各主要进口来源国在中国进口市场的竞争关系以及中国对各进口肉类品种的需求偏好差异，并将中国猪肉、牛肉及羊肉产品的生产、消费及贸易情况进行比较，构建出口产出弹性指标评价中国猪肉进口来源国的市场可依赖程度。此外，还有研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CNFTA）的签订显著拉动了中国牛羊肉进口。综合来看，已有关于中国肉类贸易的研究主要分析中国肉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或肉类产品贸易波动的原因，且多集中于出口市场，关于进口市场研究较少，并且在肉类产品贸易波动原因的影响因素的分解中并没有把市场结构因素分离出来。然而，在中国国内肉类产品需求持续增长、生产日益受到资源限制的矛盾下，不仅要考虑进口肉类产品来弥补国内生产和需求的缺口，还必须考虑贸易流向和变化趋势，以保证肉类的长期稳定进口来源。此外，要判断一个国家的产品进口市场结构是否合理，不能仅看进口市场是否分散、是否均匀，更要看该国的进口市场结构是否与世界的出口市场结构相匹配。

　　基于此，本文运用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匹配性指数3个指标，对中国各肉类进口的来源布局及其变化程度与变化方向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与探讨，并运用分离出市场结构因素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析了市场结构等因素对中国肉类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以期为制定肉类产品进口贸易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鉴于单项指标对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析较为片面，不能准确评价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结构变化情况。因此，本文选取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和匹配性指数综合评价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结构。

　　1.1.1  分散度指数

　　分散度指数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倒数，反映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程度，计算公式为：

　　(1)

　　式中，ｓｉ，ｔ为第ｔ期ｉ国对进口对象国出口额在ｉ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且ｓｉ，ｔ＝Ｘｉ，ｔ/∑Ｘｉ，ｔ ，Ｘｉ，ｔ为第ｔ期ｉ国对进口国的出口额，∑Ｘｉ，ｔ 为第ｔ期ｉ国的总出口额。下角标ｉ表示进口来源国，ｔ表示时期，ｎ表示进口来源国的个数，下文同。ＥＮｔ为第ｔ期分散度指数，取值范围为（1，＋∞），ＥＮ的值随着进口来源国的增多及进口来源国所占市场份额的趋向平均而增大。

　　1.1.2  结构变化指数

　　结构变化指数又称劳伦斯指数（Sapir，1996），反映不同时期各国在一国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情况，本文用结构变化指数来衡量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情况，并表示如下：

　　（2）

　　式中，ＩＬｔ表示第t期进口市场结构变化情况，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示进口市场结构变动幅度越大。

　　1.1.3  匹配性指数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合理的进口市场结构应该是从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口更多的产品。为了衡量中国肉类产品的进口市场结构是否与世界农产品的出口市场结构相匹配，本文用各进口来源国的市场份额与各自比较优势的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来衡量进口市场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匹配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3）

　　式中，Ｙｉ，ｔ表示第ｔ期ｉ国各肉类产品的比较优势，Yｉ，ｔ＝（XI,t，－Mi，t） /（Ｘｉ，ｔ＋Ｍｉ，ｔ），Ｍｉ，ｔ 为第ｔ期ｉ国从进口对象国的进口额，和分别为变量Ｘ和Ｙ的平均值。γ的取值范围是［-1，1］。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γ的绝对值正相关。如果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增加，说明进口市场结构得到优化；反之，意味着进口市场结构逐渐恶化。

　　１.2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模型）最初由Tyszynski提出，后来Leamer和Stern、Jepma、Milana对模型进行了完善和扩展。传统的CMS模型假定，在一国的商品出口竞争力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出口份额不会发生改变。本文在传统的CMS模型的基础上，对CMS模型重新构造，分离出市场结构效应，一方面从整体角度进一步探究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与世界出口市场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探究中 国肉类进口市场结构的效应。

　　
式中，ΔＭ为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的变动，ΔＷ为世界肉类产品出口额的变动，ΔＷｊ为世界第ｊ类肉类产品出口额的变动，ΔＷi,j为ｉ国第ｊ类肉类产品出口额的变动，Ｓ为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占世界肉类产品出口额的比重，Ｓｊ为中国第ｊ类肉类产品进口额占世界第ｊ类肉类产品出口额的比重，Ｓi,j为中国第ｊ类肉类产品进口额占ｉ国第ｊ类肉类产品出口额的比重，0为基期年份，1为末期年份；Δ为末期与基期的变化量。根据上述模型，一国实际进口增长被分解为5个部分，即供给增长效应、市场结构效应、商品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以及二阶效应。其中，供给增长效应表示由于世界肉类产品出口供应总体增加引起的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市场结构效应表示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市场结构与出口供给增长较快市场是否更为匹配引起的进口变动，商品结构效应表示中国进口的肉类产品与世界市场出口增长较快的肉类商品是否更为匹配引起的进口变动，竞争力效应表示由世界市场肉类产品出口竞争力引起的肉类产品进口额变动，二阶效应表示由中国肉类产品进口规模和世界肉类产品出口竞争力共同作用引起的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的变动。

　　1.3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目前，已有研究对肉类产品有不同的界定范围，本文主要根据田聪颖等对肉类产品的定义，将《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简称HS）中第2章第1节、第2节、第3节、第4节和第7节（分别对应HS0201、HS0202、HS0203、HS0204、HS0207）的所有产品定义为肉类产品。本文样本期为1992-2018年。相关贸易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

　　2  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空间结构分析

　　1992—2018年中国猪肉进口市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1）。1992年中国猪肉进口总额为3.16万美元，主要来自德国和美国，自两国的进口额分别占当年进口总额的60.47%和27.88%；2008年，美国成为中国猪肉第一进口来源国，占当年猪肉进口总额的59.72%；近年来，随着德国、西班牙和丹麦增加的猪肉产出越来越倾向于出口，对中国的猪肉出口量激增，迅速抢占了美国在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的市场份额，2018年，中国自德国、西班牙和丹麦猪肉进口额分别占中国猪肉进口总额的18.90%、18.56%和6.77%，而2018年自美国进口猪肉所占市场份额仅为6.24%。此外，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允许合法使用瘦肉精作为猪饲料添加剂的国家，不符合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随着中国消费者对美国猪肉认可度的降低，也是美国猪肉在中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出现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牛肉进口来源国方面，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乌拉圭、新西兰、巴西和阿根廷等牛肉出口大国。1992年中国牛肉进口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自3国牛肉进口额占当年中国牛肉进口总额的80.40%；2018年，巴西、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分别为中国排名前3的牛肉进口来源国，自3国牛肉进口额占当年中国牛肉进口总额的68.89%。随着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澳大利亚等国的优质牛肉快速进入中国市场，但纵向来看，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占比有所减少，截至2018年，占比为20.79%。相比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牛肉产量较低，但是出口到中国的牛肉价格低廉，所以，近年来中国自新西兰进口牛肉额呈波动上升趋势，2018年，中国从新西兰进口牛肉5.28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1.00%。巴西、阿根廷作为全球主要的牛肉产销国，具有较大的出口潜力。中国自2010年开始从阿根廷进口牛肉，并且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中国自阿根廷牛肉进口额上升至7.87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达到16.39%。作为世界主要牛肉生产大国的巴西，自2015年中方解除对其的牛肉进口禁令以来，次年即成为中国牛肉进口的第一来源地，占中国2016年牛肉进口总额的30.42%；2018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牛肉15.22亿美元，占牛肉进口总额的31.71%，巴西已有逐步取代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的趋势。

　　中国的羊肉进口主要来源于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乌拉圭，其中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的羊肉占羊肉进口总额的90%以上。新西兰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羊肉进口来源国，自新西兰进口羊肉在中国羊肉总进口额中占比超过60%，近年来，随着国内羊肉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国内外羊肉价格倒挂，在国内羊肉需求大幅增加的背景下，中国与澳大利亚、乌拉圭等国家的羊肉进口贸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纵向来看，虽然中国自新西兰进口的羊肉占羊肉进口总额的比例在样本初期呈下降趋势，但随着CNFTA生效，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从新西兰进口羊肉的关税税率，自2011年起，中国自新西兰进口羊肉有逐步恢复的趋势。2018年，自新西兰的羊肉进口贸易额占比上升到61.84%。2007-2012年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额增速较慢，从0.30亿美元增加到1.54亿美元；2013年进口额则激增到3.77亿美元，占羊肉进口总额的39.48%；2015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国内羊肉供需矛盾缓解，从澳大利亚的羊肉进口额反而从2015年的2.13亿美元下降至2016年的1.74亿美元，之后从澳大利亚进口羊肉增多，至2018年，进口额为4.79亿美元，占比为36.58%。

　　中国禽肉进口来源国一直较为集中，主要从阿根廷、巴西、美国、泰国、波兰和智利进口。1992—2009年美国为中国禽肉进口第一来源国，2010—2018年巴西替代美国成为中国禽肉进口第一来源国。纵向来看，样本期内中国自美国进口份额不断减少，自巴西进口份额不断增加，自阿根廷进口份额近几年稳定在10%左右。具体来看，由于中美贸易关系趋紧，截至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禽肉仅为1.62万美元，所占市场份额仅为0.001%，而从巴西进口9.31亿美元，所占市场份额高达81.67%，自阿根廷进口1.04亿美元，所占市场份额为9.16%。

表1  1992—2018年中国肉类产品主要进口市场及其进口比例

　　单位：%

　　注：表中平均值指1992—2018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表2、表3同。

　　2.2  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指数分析

　　1992—2018年中国肉类进口市场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和匹配性指数如表2所示。中国猪肉进口来源比较分散，且进口市场结构变动总体较大，进口市场结构变化指数均值高达0.30，为肉类品种结构变化最大品类。1992—2018年，中国猪肉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度指数、匹配性指数分别由2.21和0.05上升为7.89和0.65，表明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的分散程度、匹配程度都有所增强。1992—2015年，中国猪肉进口处于持续增长时期。该时期中国猪肉产品结构变化指数呈锯齿形，进口市场结构变化较剧烈，同时，中国猪肉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程度、匹配程度整体有所增强。2016—2018年，中国猪肉进口处于下降阶段，中国猪肉产品进口市场结构变化指数较小，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程度有所提高，分散度指数从7.02上升至7.89，而进口市场结构的匹配性指数从0.27上升至0.65，表明出口市场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优化程度也在提高。此外，中国猪肉进口市场匹配性指数整体上处于波动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趋势与世界猪肉比较优势的变化更加吻合，二者的匹配程度随着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结构的改善而进一步显现。

　　中国牛肉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度指数、匹配性指数分别由3.75和0.52上升为4.81和0.54，表明中国牛肉进口市场的分散程度、匹配程度都有所增强。1992—2018年中国牛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幅度平均值为0.09，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幅度整体上表现出先下降后 升高的趋势。从匹配性指数看，中国牛肉进口市场结构与各进口来源国牛肉比较优势的相关系数平均值高达0.54，为匹配性指数最高的肉类品种，说明中国牛肉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与世界牛肉比较优势的变动方向基本一致。

　　1992—2018年中国羊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很小，进口市场比较稳定。除了少数年份外，羊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化指数均小于0.10。样本期内，中国羊肉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度指数由4.28下降为1.94，表明中国羊肉进口市场的分散程度有所减弱，羊肉进口市场结构匹配性指数整体来看由0.76下降为0.32，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并且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说明中国羊肉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与世界羊肉比较优势的关系较不稳定，总体上背离世界羊肉比较优势变化的方向。近年来，中国羊肉市场整体需求旺盛、国内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使国际市场质优价廉的羊肉大量涌入国内，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内羊肉供求的平衡，羊肉主要进口伙伴国的集聚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新西兰、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羊肉进口的最主要伙伴国，中国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对中国肉羊等草食性畜牧产业造成较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市场的供需及价格波动等因素很容易传导到国内，对国内市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加大了国内市场经营的风险。如遇到国外市场因气候或政策等原因导致羊肉产量下降、价格攀升等情况，会导致国内羊肉价格面临上涨等供应危机。

　　中国禽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和分散度指数总体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分别由0.14和2.97下降至0.05和1.47。说明随着中国对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禽肉进口的增加，进口市场更加多元化，降低了进口风险。从匹配性指数来看，中国禽肉进口市场结构与各进口来源国禽肉的比较优势在所有年份均为正相关关系，1992—2003年，相关系数为0.2～0.3，2003年之后，所有年份均高于0.4，整体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虽然近几年中国禽肉进口主要集中在巴西，但中国禽肉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符合世界禽肉比较优势的变化，且随着中国禽肉进口市场结构的不断调整，两者的匹配程度得到提升。

表2  1992—2018年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结构评价指数

　　3  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CMS模型将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增长分解为5个部分，即需求增长效应、市场结构效应、商品结构效应、竞争效应和二阶效应、进而计算进口市场结构和其他因素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肉类产品贸易的影响，并综合中国肉类产品进出口额变化趋势，本文将研究时期划分为1992—2007年缓慢上升、2008—2009年下降、2010—2018年快速上升3个阶段。为了便于计算，本文把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分为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巴西、阿根廷、智利、加拿大、乌拉圭、新西兰、丹麦、德国、波兰、美国、泰国14个市场以及其他市场。表3为CMS模型计算结果。

表3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计算结果

　　3.1  供给因素

　　1992—2007年、2008—2009年和2010—2018年供给增长效应均为正值（表3），说明世界肉类产品供给增长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具体来看，1992—2007年，供给增长效应拉动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增加1.21亿美元，对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为10.93%；2008—2009年，供给增长效应促进当期中国肉类进口额增加7.11亿美元，贡献率大幅上涨至164.97%，成为促进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2010—2018年，增长效应的贡献有所下降，带动进口额增加4.57亿美元，贡献率为5.78%。总体来看，中国对国际市场肉类产品的依赖不断加深，肉类供给的增长有效促进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增加。

　　3.2  结构因素

　　结构因素包括商品结构因素和市场结构因素两部分。1992—2007年和2008—2009年有所优化的肉类产品进口结构促进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增加，分别拉动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增长 0.95 亿美元和0.06亿美元，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58%和1.39%。2010—2018年，商品结构因素抑制了进口的增长，使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减少1.02亿美元，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为－1.29%，说明中国肉类产品进口更多地集中在世界出口增长较慢的产品上，与世界肉类出口增长方向背离。

　　1992—2018年，市场结构因素对中国肉类进口的贡献发生较大的阶段性转变。1992—2007年，市场结构效应贡献率为15.09%，拉动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了1.67亿美元，表明进口市场结构有所优化，促进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口。2008—2009年和2010—2018年，市场结构效应贡献率转变为负值，对出口增长的影响是消极的，分别因出口市场结构影响而导致中国肉类产品出口下降了0.85亿美元和2.67亿美元，是当期肉类产品出口增长额的－19.72%和－3.38%，表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持续陷入低迷，进口市场结构有所恶化，进口市场结构因素严重制约着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

　　3.3  竞争力因素

　　1992—2018年，世界市场肉类产品出口竞争力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2—2007年，竞争力效应的 贡献率为16.44%，带动中国肉类进口增加了1.82亿美元，说明国外肉类产品竞争力有明显优势。2008—2009年，竞争力效应使进口减少7.9亿美元，且贡献率为－183.29%，为限制中国肉类进口增长的主要力量，说明主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肉类产品进口规模不断减少的同时，世界肉类产品出口竞争力也在持续下降，对中国肉类 产品的进口产生抑制作用。2010—2018年，竞争力效应转负为正，推动中国肉类进口增加了56.16亿美元，贡献率高达71.00%。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内人工成本与饲料成本的快速上涨，国内外肉类产品价格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随着中新自贸区的建立、乌拉圭合约的签订，减弱了中国对国外肉类产品的贸易壁垒，国外肉类产品凭借其竞争力优势迅速进入中国市场。

　　综上分析，世界肉类产品供给增加、商品结构优化、市场结构优化和市场竞争力上升均为促进1992—2007年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加的原因。2008—2009年，市场竞争力下降和出口市场分布不合理超出了世界出口供给及商品结构的优化的作用，导致肉类产品进口的贸易额下降；2010—2018年，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对肉类进口的限制作用逐步减少，最终转变为促进作用，使肉类产品进口出现回升之势。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1992—2018年中国肉类进口的年度数据，通过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和匹配性指数，对中国肉类的进口市场结构变动程度及变动方向进行了测算，并用分离出市场结构因素的CMS模型分析了市场结构等因素对中国肉类进口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4.1  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牛肉、羊肉和禽肉的进口市场高度集中；猪肉、牛肉和禽肉的进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与世界市场的供求状况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方向一致，但猪肉和牛肉进口市场结构优化过程并不稳定；羊肉进口市场结构恶化，与世界市场的供求状况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方向相悖。

　　第二，从匹配性指数看，禽肉和羊肉进口市场结构与各进口来源国比较优势的匹配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禽肉和羊肉的进口市场结构还有较大的优化潜力。

　　第三，金融危机以前进口市场结构因素促进了中国肉类进口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进口市场结构因素则制约着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其中，1992—2007年市场结构效应拉动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了1.67亿美元，2008—2009年和2010—2018年导致中国肉类产品出口分别下降了0.85亿美元和2.67亿美元。

　　第四，2008—2009年，世界肉类产品供给增长，然而在出口竞争力以及进口市场结构的影响下，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减少了4.31亿美元；2010—2018得益于世界肉类产品供给增加，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加79.10亿美元。

　　4.2  政策启示

　　一方面，中国应该把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避免过度依赖一个或少数国家，尤其要实施牛肉、羊肉和禽肉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避免市场过于集中导致价格和市场波动风险。中国肉类产品尤其是羊肉进口应积极根据各进口来源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及时对进口市场结构做出调整。可以通过降关税，积极开拓新的进口渠道，适度扩大对新兴肉类出口市场的进口规模，如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利用地理优势，扩大诸如中亚、东盟等出口肉类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的肉类产品进口规模。同时要鼓励和支持中粮等大型企业收购国外牧场，从源头上保障肉类产品进口供应。此外，要建立健全中国肉类产品进口质量安全标准和检测体系，强化肉类产品进口环节的控制，实现对肉类产品实施“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监控，满足居民对肉类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可获得性来看，短期国际市场可以有效地满足国内肉类市场的需求，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巨大的缺口难以通过国际市场加以解决，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安全事件所引发的部分国家限制出口的大环境下，采取积极政策保障中国肉类产品安全供给，并科学利用国外资源是政府需要重视的肉类产品产业发展问题。因此政府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畜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引导和鼓励发展形式多样、渠道多样的畜牧业保险，增强畜牧业抵御市场风险、疫病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应充分利用中国的资金与技术优势，大力发展国内肉类深加工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积极制定肉类产品的品质、加工性能、包装和安全卫生等方面 的标准，建立健全各级检验检疫制度，尤其要强化饲料、屠宰、加工等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提升肉类品质，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